2016第二十一期学术报告通讯

发布时间:2016-11-07

  由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与会计与财务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学术报告于2016年11月1日下午1:30在会计学院206会议室召开。本次讨论会邀请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张勇老师做学术报告,报告题目是《Media Freedom and the Corporat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研究院唐松、王翼虹、邹欢、董慧、王刚、周波、董毅、夏怡斐、叶建芳研究员以及部分博士生参加了此次学术报告。

  张教授首先介绍了文章的研究问题:媒体自由度怎样影响公司的信息环境?接着,介绍了文章的主要结论:文章发现,当一个美国跨国公司的国外产品市场媒体自由度较低时,该公司信息在金融市场中有更高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用分析师预测分歧、分析师预测误差、买卖差价来衡量的。产品市场所在国的媒体自由度对美国公司分析师预测分歧、预测误差的影响可以被当地的分析师报道缓解。此外,当一个美国公司的国外产品市场媒体自由度较低时,公司管理者发布盈余预测的频率更低,更加不及时,这意味着其产品市场所在国的媒体自由度甚至影响到了公司内部人的信息获取。最后,文章还通过稳健性检验表明产品市场所在国的媒体自由度对美国公司的信息环境的影响不是由该国的媒体渗透和宏观经济环境引起的。

  这篇文章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文章证明了媒体自由度的重要性。媒体研究中得到推断结果的一个重要困难是排除公司事件是媒体影响的替代性驱动因素,因为媒体倾向于报道公司事件,尤其是公司的信息披露事件。本文受这种批评的影响较小,因为(1)从美国公司的角度来说,其他国家的媒体自由度是外生的;(2)媒体自由度通过产品市场的联系传导其影响,更不可能归因于公司信息披露的变化。第二,据作者所知,这篇文章首次提供了关于媒体与卖方分析师以及公司管理者在形成公司信息环境中如何进行互动的实证结果。

  本次学术报告会议在一片祥和热烈的氛围中进行,让学院师生们获益匪浅。最后,本次学术报告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

供稿、供图:会计学院16级博士生赵向芳

 

主要讨论问题:

Q:美国公司的信息不确定是不是由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而不是由媒体自由度引起的?
A:公司在预测明年的盈余信息时会搜集很多信息,政府的政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另外,其实每个政府都是不确定的,不止中国,美国也是。比如,美国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候选人当选总统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由于特普朗和希拉里对墨西哥的政策差异很大,此次选举对墨西哥比索外汇汇率的影响很大。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政策不确定,但是在媒体自由度较高时,可以从其他途径获得信息更加准确地预测政策变化的概率。

Q:媒体自由度和政治体制的相关程度很高,媒体自由度衡量的是信息环境还是政治因素?不确定是由媒体自由度引起的,还是由政治因素引起的?
A:文章通过控制人均GDP来解决这个问题。人均GDP虽然不能完全衡量政治制度,但是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Q:媒体自由度是否受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邦交关系影响?
A:现实中媒体更多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而非中央政府的影响,而邦交关系是中央层面的,因此影响不大。此外,即使有影响,跨国研究中数据的获取难度也非常大。

Q:对美国的公司来说其他国家实际的媒体自由度或许并不重要,重要是美国的投资者怎么看待其他国家的媒体自由度,对吧?
A:你说的非常对,美国的投资者决定股票的定价。你说的是媒体自由度的perception和媒体自由度的reality可能存在差异。在相对成熟理性的市场中,如美国市场,虽然perception不等于reality,但是二者的相关程度非常高,二者的距离很近。

Q:是否公司治理差的公司会选择信息透明度不高的产品市场?
A:不会的,公司决策中reality action是排在第一位的,因为其成本非常高。在我的数据样本期间,美国公司在低媒体自由度国家的销售比例增长了三倍,因为经济增长点在这里。你提到的产品市场选择的内生性问题,几乎不存在。

Q:文中发现媒体会影响分析师的预测,但是分析师自己能够创造信息,媒体报道是如何影响分析师的预测呢?
A:媒体提供各方面全面的信息,分析师是公司层面的,分析师和媒体都能提供信息,可以相互补充。比如,政治因素对公司的估值影响很大。如对俄国公司的估值受到公司与普京政治关系的影响,媒体自由度高的国家,媒体会将公司与政治千丝万缕的联系放在台面上,但俄国的信息不自由,获取不到其政治关系的信息,分析师的预测会受到影响。

Q:假设2中提出媒体不自由影响公司内部人的信息获取,公司可否完全直接从内部获取信息?
A:公司的盈余预测除了需要内部的信息还需要外部的信息,如苹果公司要预测其未来在中国的盈余,需要预测中国未来一年GDP的增长。

Q:Free House媒体自由度的数据似乎和产权保护非常相关,该机构提供的指标是否只是法律环境的代理变量?而Bushman and Piotroski(2006)已经做了法律环境的跨国研究。
A:Free House的Media Freedom的指标设计是基于问卷的,问卷和媒体的自由度更相关,和法律环境只是具有较低的相关度。另外,我们可以尝试着控制Bushman and Piotroski(2006)中的法律环境因素。

Q:Free House作为一个NGO,该机构提供的信息可靠性怎样?
A:我和我的合作者私下调查过。以韩国为例,韩国和美国的邦交关系很好,但是韩国的媒体自由度就是部分自由,并且我亲自问了一些韩国人,他们也认为媒体自由度不高。我和合作者也咨询了其他学者,他们认为该数据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Q:你的样本中Free House提供的数据年度差异是否很大?
A:数据中的年度之间的差异很小,媒体自由度的排名基本不会发生变化,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一样的。

Q: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自由度是否存在差异?
A:这两类的媒体自由度具有很高的相关度,媒体自由度差异不大。

Q:媒体的极度自由对公司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对吗?比如信息极度自由,管理者可以随意发不负责任的公告,个人可以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信息环境会变得更差。
A:首先,实际中并不存在百分之百极度自由的媒体。其次,我在文中将媒体自由度分成高中低,确实发现媒体自由度高到一定程度对信息不确定性已经没有影响了,没有坏的也没有好的影响。

Q:媒体的独立性可以用公司的数量衡量,媒体自由度是否可以?
A:用媒体的个数衡量媒体的独立性和竞争程度在低媒体自由度的国家是不成立的。媒体数量与竞争程度与独立性和自由度的关系在成熟市场下成立,在不成熟市场下不成立。如,俄国媒体数量不少,但是媒体自由度不高,媒体信息同质性很高。